杜威与五四运动的历史相遇

□李媛媛

20世纪初的中国，时局动荡，云谲波诡，新旧力量冲突、中外思想碰撞异常剧烈而复杂，中国正在内忧外患中迎来政治、社会与文化的现代转型。一个时代的变迁，需要新的信念、新的思维、新的方法的驱动。此时，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先驱者、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创者约翰·杜威的访华，无疑是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教育界甚至是政界的一大盛事。

一位哲学家的中国之旅

杜威于1919年5月1日抵达中国。几天后，五四运动爆发。这场最初抗议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民族运动，迅速演变为思想文化革命。杜威夫妇原计划当年夏天回国，却被中国人民追求独立民主的斗争深深吸引。杜威敏锐地意识到这场运动中所蕴含的革命力量，他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中国的社会变革，一再推迟归期。杜威在《中国人的国家情感》中向西方宣告：五四运动是中国人的国家情感存在与力量的突出证明。他不仅以观察者身份见证历史，更主动参与中国政治重建与思想转型。

1919年至1921年间，杜威足迹遍及中国11个省份，发表二百余场演讲，内容涵盖社会哲学、教育哲学、伦理学和西方思想史。这些演讲通过《晨报》《新潮》等报刊传播，风靡一时。在江苏教育会宣讲“平民主义的教育”时，“听者之众，几于无席可容”；杭州演讲吸引两千余人，北京尚志学校听众虽挥汗如雨，无一离坐。贺麟评价：现代西方哲学中对旧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者首推杜威。

彼时中国历经政治革命挫败，亟待思想突围。杜威学说能在派系林立的中国获得胡适、蔡元培等自由派，梁启超等保守派，孙中山、陈独秀等革命派共同认可，原因有三：其一，其倡导的“民主”“科学”契合五四知识分子以科学精神“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诉求；其二，相较同期来华的罗素——后者长于数理逻辑却对改革方案闪烁其词——杜威基于实地考察提出切实建议；其三，其思想与中国传统深度共鸣，蔡元培称孔子的理想与杜威学说颇多相同，实用主义“经世致用”理念更与儒家传统不谋而合。杜威因此被称作“西方的孔子”，其学说成为东西文明互鉴的桥梁。

空谈之弊与科学之刃

杜威亲历五四运动，虽未在演讲中直接提及，却构成其思想探讨的背景。他不断追问：什么是真正的爱国？未来的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才是个体与国家的良性关系？作为长者和师者，他如此评价学生运动的利弊：利在更为深切明了政治、教育、商业的情况，培养了公共利益和团结互助的精神；弊端在于爱国心切，往往感情用事，难以专心读书，在教育方面遭受损失。对此，他的建议是：爱国心也要有智理作用。因为情绪是靠不住的，还要用理性的观念去利导他，纠正他，才能真正造福国家。要是率意妄行，不但无益，恐怕有害！他建议青年人不要消极排外，而应该去做积极的事业，即推广教育，改良体育，发达实业，提倡国货，或增进平民的生产和消费力。其目的在于增进国家和社会公共秩序的稳定。因此，必须胸怀更远大的目标，有目的、有方法、有决心。

杜威剖析中国近代革命教训，认为辛亥革命因缺乏思想与道德准备沦为形式化政治变革，故主张政治革命需以思想革命为先导，且须与民众生活联结。其“理智革命”方案包括三方面：其一，拒斥空谈，知行合一。作为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一盎司经验胜过一吨理论，强调行动验证真理。其二，科学思维，具体施策。主张以实证方法取代笼统空想，杜威呼吁中国人“不要靠天，靠旁人，靠机会，而要用科学的智识来指挥一切，向导一切”。其三，团结行动，培育共和。他指出中国传统社会重家族主义而缺公共精神，认为“政治的根本问题，是怎样组成一个国家，能代表最普遍的最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对于中国而言，如何建立真正的共和国？杜威的回答是：欲养成共和国之精神，有两大要素：“第一要素为爱自由”，“第二要素为共同动作”。这些思想切中时弊：实用主义为浮躁思想界注入务实精神，以科学方法论矫正空谈积习，公共性构建直指传统政治缺陷。杜威的启蒙推动了中国思想、教育及政治理念的革新，其倡导的理性精神、科学态度与集体行动逻辑，为现代化转型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在改良与革命交织的20世纪初，他提示了一条通过思想奠基、科学指引与公共精神培育实现社会变革的路径，对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多元碰撞

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们对杜威学说报以密切关注。1919年7月，周恩来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期间，就在“创刊号”上把杜威的实验主义称为世界上的最新思潮；1920年10月，杜威在蔡元培等人陪同下到长沙演讲，毛泽东被特邀为此次演讲的记录员；1921年4月，陈独秀在广州以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亲自主持杜威的演讲会。李大钊、瞿秋白、恽代英等人也都在信件、日记中提及过杜威的学说。1919年9月，毛泽东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列出需要研究的问题71类，其中包括杜威教育学说如何实施问题。1920年3月，毛泽东到黎锦熙处，专门讨论了近代哲学派别（柏格森、罗素和杜威）问题。6月7日，在致黎锦熙信中，又写道，“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起，渐次进于各家”。这些行动表明，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是建立在对包括实用主义在内的西方思想广泛了解和吸收其合理成分基础上的理性选择。杜威的演讲既推动思想解放，又以科学理性唤醒民主意识，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传播铺垫了思想土壤。

杜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存在诸多殊途同归之处。1919年“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与代表实用主义的胡适之间发生的辩论看似对立，实则内核相通。胡适反对空谈抽象“主义”，主张以具体问题为研究起点，强调一切主义只应作参考；李大钊则提出主义需兼顾理想与实用，学理应为解决实际问题服务。杜威本人同样认为，解决具体问题需与整体观念结合，如航海需罗盘亦需地图。两者虽方法论不同——马克思主义侧重阶级分析与社会革命，实用主义强调经验验证与渐进改良——但都追求改造现实世界，以人的自由发展为终极目标，且同受黑格尔哲学影响。杜威批判资本主义压迫，指出工人消极抵抗源于生计所迫，与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不谋而合；其反强权的人道主义精神，亦与马克思主义价值立场一致。

然而，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最终决定了历史选择的不同。哲学上，杜威持经验一元论，马克思则以实践为根基；行动路径上，杜威主张个体经验改良，马克思倡导阶级革命和制度革命；传播范围上，杜威的影响限于知识精英，马克思主义深入劳工大众。在20世纪初救亡图存的紧迫语境下，中国急需能凝聚底层、指明方向的战斗性思想。当温和改良无法应对民族危机时，马克思主义以其彻底的革命性与组织动员力，最终成为历史的选择。

杜威的预言与中国现代化回响

百年的时光转瞬即逝。尘埃落定之时，我们回顾杜威与五四运动的这次历史相遇，会发现他在中华传统与世界文明相遇之时敏锐而深刻地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特质。杜威认为：“现在文化的新问题不是往前走去环绕地球的问题，而是东西文化怎样互相接近怎样互相影响的问题。”杜威认为，中国就是东西文化的交点。中华文明在历史上一直多元性与普遍性共存，对于异质性因素采取包容态度，兼收并蓄、合而统之。就此，他提出了文明汇通的希冀与期待。

其一，立足现实，走中国本位的发展道路。20世纪初，杜威即主张中国现代化不可复制西方或日本，而应立足自身，“不单去输入模仿，要去创造”，既补救文化危机，又补益西方缺陷。他认为中国若自主追求经济目标，必能设计出优于西方的方案。今日中国道路的成功，印证了这一预见——在汲取文明源头思想资源的基础上，通过观念与制度创新，提供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全新范式。

其二，辩证看待西方民主自由。杜威剖析西方自由与民主的本质，指出自由过度导致经济不平等：契约自由若缺乏能力平等基础，反成不自由的枷锁。他警示中国须批判性看待西方传统，而非全盘接受。当西方霸权鼎盛时，杜威已在其文明中看到隐忧，却在中国发现实现社会理想的可能性。

其三，重估传统价值，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新文化运动激进反传统之际，杜威提醒：中华文明千年积淀的人本观念与系统思想，经科学方法整理后，可为现代社会科学所用。他反对全盘否定传统，强调站得住的文明必有可靠根基，若彻底断裂文化根脉，民族将丧失立身之本。

其四，推动文明对话。杜威对东西文化进行了对比：东方重家庭伦理与切实经验，西方尚个人权利与抽象智理。但他强调比较非为论高下，而在取长补短。中国作为“东西文化的交点”，历史上以包容姿态统合多元文明，此特质正可回应“文明如何相互影响”的世纪之问。在零和博弈思维盛行的世界，杜威对文明汇通的期待，既矫正冲突思维，也为中国提供启示——兼容并蓄的智慧，恰是构建新文明形态的关键。